（一）繁花满树，逶迤而来的春光，并未驱散这个世界接踵而至的挑战。

从纷纷扰扰的东亚地缘政治博弈，到跌宕起伏的克里米亚局势，再到牵动人心的马航航班失联，全球化正在将人类文明这艘大船带向一片未知海域。新的秩序在萌动，新的力量在生长，新的矛盾在产生，新的挑战在积聚。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国家都需思考：如何为我们的世界增添更多确定性？

今年年初，预测世界经济前景时，就有专家断言“最大的问题或许是，中国未来会发生什么”，并认定“全世界都将受益于中国的改革举措”。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的访欧之旅，再度为国际社会广泛瞩目，相对于“习外交”耳目一新的丰富内涵，改革的旋律在“欧洲坐标”中反复闪现。一个新兴大国活力四溢的气度、豪情万丈的雄心，为忧心忡忡的世界注入信心：为什么不能用更进取的行为，改写人类不确定的命运？

毫无疑问，世界上最难的是改变，因为改变意味着放弃陈规、丢掉积习、甚至牺牲自我，因此它考验勇气、磨砺信念，也衡量担当。对于视改革为时代精神的中国而言，在慨然行进35年后，之所以选择用全面深化改革来突破新的历史隘口，正是希望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寻找一片更为开阔的水域，为风云变幻的世界版图，构筑一块更为坚实的地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去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所企望达到的“总目标”，从制度、改革、现代化三个维度，给出了撬动中国发展的“总支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提升到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熔铸为改革的总目标，这样的跨越，不仅是一个充满战略意义的改革擘画，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顶层设计，甚至是人类制度文明一段富有勇气的征程。

从时间表倒数最紧迫的事项改起，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伴随着总目标的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迅速拉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境界。

（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总目标？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我们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回望改革开放历程，赶上时代的迫切要求，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现代化指向。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的辞典里，“现代化”与“改革”始终紧密相连。改革开放的本质，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跟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而对现代化的理解，我们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在人们心目中，似乎只要把这些现代化拼接起来，一个现代化国家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可是，靠什么推进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一旦落到实践层面，很多问题就冒了出来。单枪匹马的改革“新星”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化解众多积重难返的矛盾；那些灵机一动的“点子”即使能救活一个产品一家工厂，也终不可与成熟的创新机制同日而语；而离开了严密规范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一放就灵”“一包就灵”的神话，很快就会褪色失灵。不断深入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制度是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现代化才能平稳持续地向前推进。

如果说，渐进式的路径选择，“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方式，决定了我们之前的改革往往是自发、零散和独立进行的，那么改革走到今天，各项改革举措的关联性、耦合性越来越强，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起一整套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更多是由严峻的形势所倒逼，其核心任务是克服那些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那么今天的改革，更需要从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理念、治理效率等更深的层面上全方位优化，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如果说，过去我们对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能力的要求时常是不平衡的，或是在执行环节重视不够，或是忽视了对制度科学性规范性的要求，那么到今天，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机结合、共同完善，已是势在必行。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现代化作为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对于一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力追赶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悠久的文化传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必须成为创新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者。这是我们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视角。从改革的进程中去观照，用广阔的历史眼光来审视，放在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中去衡量，我们才能洞悉其深刻内涵、把握其重要意义。

纵观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实践和探索。无论是巴黎公社的街堡，还是共产国际的战歌，都未能让马克思、恩格斯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从拉兹里夫湖畔奋笔疾书《国家与革命》，到打响攻占冬宫的第一枪，列宁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却尚未深入探索就溘然长逝了。有英勇抗击纳粹的壮举，有党内大清洗的悲剧，也有腐败愈演愈烈的积弊，苏联在其70多年治理历程中曾写下辉煌一页，但由于没能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终难以逆转国亡政息的命运，留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沉重一笔。

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看，实现这样的总目标更具复杂性和紧迫性。自汉唐治世到康乾盛景，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曾代表一个时代的顶峰。然而自商鞅废井田、立郡县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当欧美国家争相改制图强之时，中国却如同一头沉睡的雄狮，固守于宗法祖制，与治理现代化的浪潮失之交臂。武昌城头辛亥革命的枪声，击碎了绵延2000年的封建王朝，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种种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案都在现实中败下阵来。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百年梦想，并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路径。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回望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到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走过前半程；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便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而今，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落实这一战略构想恰逢其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四）“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制度的设计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治理的脚步需要跟上发展的节拍。获得这样的认识并不算难，难的是何谓“适应”、怎样“跟上”？

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制度演进史、治理完善史。短短1/3个世纪里，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面对长期执政下的挑战，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我们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开辟新渠道。面对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利益分化，我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生态文明……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夯实基础，对完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而今，我们又提出了更高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总揽全局的发展目标，也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意味着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必须向着现代化艰难转身，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制度自信与深化改革、价值体系与治理体系这几对重要的关系。

（五）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必须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

一方面，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从本质上说，现代化的进程也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制度是决定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不断推进制度的变革，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善，才能打破旧的社会局面，给社会生活以新方向，给现代化进程以新突破。

另一方面，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不是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强。综观世界，各国各有其治理体系，而治理能力却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个国家在同一种治理体系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有严密的制度，还要有严格的执行；有严肃的纪律，还要有严格的遵守；有严谨的设计，还要有严格的落实。不能落细、落小、落实，制度只会束之高阁、形同虚设，其作用终将荡然无存。

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比，我们的治理体系建设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制度远未成熟和定型。而在提高治理能力方面，我们的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下更大的力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尽快把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我们才能补齐治理短板，让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运转。

（六）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必须弄清楚坚持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命题，两者相互激荡，构成了实现总目标的方向和方式。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有机整体，“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后一句，规定了具体方式。对总目标的理解，不能顾此失彼、断章取义，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全面的。

毋庸讳言，中国是在落后的境遇中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这样一种追赶者的身份，尤其容易让人低估蕴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认为制度现代化，就是向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看齐。

然而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正因为没有拄着别人的拐棍，坚持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才能始终站稳脚跟，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我们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政策理念赢得越来越多的理解支持。不管怎么改、改什么，都不能改变走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制度自信。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成功的制度体系，为什么还要改革？

纵观人类历史，制度的演进和形成从来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英国从1640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形成君主立宪制，用了几十年时间；美国从1775年开始独立战争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新体制的稳定用了将近90年时间；法国从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到1870年第二帝国消亡、第三共和国成立，用了80多年；日本也是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形成了现在的体制。

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社会的治理，更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过程，需要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来完善。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制度自信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

（七）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必须处理好价值体系与制度体系这对国家现代化中的重要关系，两者相得益彰，才能印证文化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模式的统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背后，都有其核心价值观，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制度完善、治理推进的过程，也是价值彰显、精神构建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力量。

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应该是高度一致的。制度安排是价值取向的体现。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制度的独立性也就失去了根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核心价值体系的导航定向，需要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沿着这样的国家目标推进改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通过这样的社会理想凝聚共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遵循这样的公民准则检视行为，才能为国家治理树立正确的价值引领、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